昆曲,原称昆山腔,简称昆腔,解放前后亦称昆剧。它是以昆山腔曲调演唱用南北曲文体所撰剧本的一个古老剧种,也是中国戏曲四大声腔(昆腔、弋腔、梆子腔、皮黄腔)之一。它是在元代后期流行于江苏昆山一带的一种唱南曲的民间声腔,这时的“昆山腔”,还只是宴客集会时的清唱曲。
到明代中叶以后,嘉靖、隆庆(1522—1572)年间,流寓江苏太仓的戏曲音乐家、豫章(今江西南昌)人魏良辅认为当时的南曲唱腔“平直无意致”,于是以昆山腔为基础,参考了海盐、余姚等腔调的优点,又吸收了北曲的唱法,在与老曲师过云适、笛子名手谢林泉、洞箫名手张梅谷、北曲名家张野塘,以及张小泉、戴梅川、包郎郎等人的共同研究下,把昆山腔作了很大的改革和发展。魏良辅十分讲求唱法上的吐字、过腔、收音。这种新腔的特点是清柔婉转,“调用水磨(经过细致雕琢、润饰的行腔),拍捱冷板(把原来一板三眼的曲子拖慢一倍,加上‘赠板’,即原来4/4的曲子变为8/4的节奏,再丰富一些小腔)”。加工改革后的昆山腔,大大加强了音乐的表现力和性格化的特点,称为“水磨腔”,成为集南北曲之大成的“时曲”,又称“昆曲”。魏良辅的这种改革精神和方法,对以后戏曲音乐的发展影响很大。明代梁辰鱼的传奇名著《浣纱记》,就是第一个用昆曲在舞台上演出的剧目。自万历(明神宗朱翊钧,1573—1620)以来,昆曲很快扩展到江、浙各地,成为压倒其它南戏声腔的剧种,随之由士大夫带入北京,成为宫中大戏。昆曲剧本文学性强,音乐曲牌丰富,唱法细腻讲究,伴奏管(以曲笛为主,辅以笙、箫、唢呐等)弦(三弦、琵琶等)、打击乐俱备,表演艺术相当优美丰富。数百年来,昆曲对许多剧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,有的和当地语言音乐结合,成为地方化的昆腔,如京昆、北昆、苏昆、永(嘉)昆、宁(波)昆、湘昆、川昆等,成为一个声腔系统;有的声腔剧种则吸收了一些昆曲剧目,溶化了大量的昆曲吹打伴奏曲牌音乐,如京剧、川剧、湘剧、晋剧、蒲剧、赣剧、婺剧、祁剧、桂剧、粤剧、闽剧、滇剧等。昆曲发展到清代以后,经过不少文人士大夫的矫揉造作,拘格律,尚词藻,使得不少剧本的思想内容严重脱离群众,艺术上趋向僵化(包括文字、音韵、表演各方面),加之社会条件等等原因,昆曲的艺术地位为新兴的皮黄所代替,逐渐衰落,解放前几乎绝迹舞台。解放后,在党的百花齐放、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,昆曲进行了艺术改革,培养了不少继承人,这种经周总理盛赞的文艺百花园中的“兰花”,又获得新的生命。
长短句、曲牌体(同一个曲牌随着剧情词句内容的需要,又有不同的板式变化)是昆曲文学和音乐的特点之一。昆曲传统剧目又是每折(即单出)自成一个单元,在音乐上使用有规律的分宫成套唱腔,这也是昆曲的一个特征。从音乐曲调上来看,南曲是五声音阶(1 2 3 5 6)组成,板缓、腔长、字位宽,旋律柔婉有余,刚健不足;北曲是七声音阶组成,节奏鲜明,字位较密,旋律激越。不足的是在传统剧目中,南北曲都有行腔破句或句逗不清之处。
带“赠板”的慢曲子一般只限于小生(包括冠生)、旦角所唱的南曲中一些曲牌,例如《长生殿·小宴、惊变》唐明皇、杨贵妃同唱的南曲【泣颜回】。
至于老生、花脸所唱带赠板的南曲,如《牧羊记·小逼》中卫律和苏武对唱的前三段【桂枝香】以及《荆钗记·男祭》中小生王十朋所唱带赠板的北曲【折桂令】一段,这都属于极个别的唱例。此外,南曲中也有一些未经雕琢的短小曲牌,如【缕缕金】【香柳娘】【水红花】【红芍药】【会河阳】等,这些曲牌基本都用于叙述或小过场的情节。
南曲是不允许出现乙凡(4 7)两音的。但在顿腔、擞腔中也存在乙凡的经过音和装饰音(基本是用“闰”和“变徵”),工尺谱上向不标写。如:
北曲由于它在五声音阶的两个小三度间加入了变宫、清角两个半音,因而形成了北曲善于表现慷慨、悲凉、豪放、跌宕的特色。
4 7两个音在北曲中一般总是作为正音的邻音出现。惯用的乐汇是:
但是也有时作为主音或结束音来用。
当4 7作为主音或结束音出现时的乐句,实际上已转为另一调式。但昆曲唱腔一向习用首调记谱法,即乐曲开始用小工调(或主要部分用小工调),当乐曲中途(或开始)转入其它调的时候,并不改用其它调号,仍按小工调记谱法标写。
昆曲继承了南北曲的大量曲调,又吸收溶化了明、清的民间乐曲。它的曲牌总计约一千个以上,经常在舞台上使用的,一般也有二三百个曲牌。这些曲牌的来源,可分以下几类:(一)唐宋的大曲如【入破第一】【歇拍】【中衮第五】等;(二)南宋时的唱赚如【赚】【鱼儿赚】;(三)金元诸宫调;(四)宋元南戏;(五)元代北杂剧。其中如【月儿高】【红绣鞋】是民间乐曲;【豆叶黄】【水车歌】【采茶歌】是民间小调;【吴小四】【趟皮鞋】是里巷歌谣;【货郎儿】是叫卖之声;【胡十八】【朵骨朵】【也不罗】则是兄弟民族乐曲。至于【吴歌】则是明代当时的水乡船歌;【鸟悲词】即明代的【苏州歌】;《思凡》《出塞》《芦林》《借靴》等都是清代中叶的时剧。这些不同来源的曲调,经过昆曲的唱法、主奏乐器(曲笛)、语言旋律和表演统一等艺术手段所改变溶化。长期以来,在风格上已达到协和一致了。
昆曲唱腔的音域比较宽,以D调(小工调)唱段为例,基本唱腔是从“d2(男声,女声可到a2)到f(男声唱腔有下行到C者)”。一般总在两个八度左右进行、对比和跳动,例如:
昆曲每个曲牌都有它自己的文字格律(每句字数的多少,平仄的安排),但也有加衬字、衬句的灵活性。衬字一般只用于补足语气或描述情态,在音乐上不占重拍、不能用于句尾或停顿处。衬句也不能占据本曲牌的主腔。当然从实际舞台演出去探索,有的唱段因情节排练所需,只用了本曲牌中的几句,因而它们的“定格”之处,可能被删掉。如《十五贯·鼠祸》场苏戌娟所唱的【山坡羊】即是。另外如北曲【水仙子】共九句,每句开始都有三个叠字。这三叠字的旋律正是曲牌的音乐特点,即使是“因需制宜”的话,句可减而三叠字的腔决不能变。从这方面来说,在民族音乐(包括昆曲、弋腔、各种板腔曲调、民间歌曲)中,凡是与文字语言结合的曲牌,都有着无数的变异形式。这些变异,决不是孤立地从乐曲旋律出发,以保留、装饰、变奏、重复、发挥原有主题的原乐曲为目的,而是随着所表达的新内容词句的需要,根据情景、人物、语言、语气而发展变化。以原曲牌为主,适于表达新内容的予以保留、丰富,不完全适于新内容的则予以发展、突破。我们可以看到昆曲中同一个曲牌,第一个原曲和第二个【前腔】(北曲叫“么篇”)由于内容词句的不同,从旋律到节奏都有变化。
套曲(或称联套),即是把若干个不同牌名的曲调联在一起,名为“套数”。套数的组成,按南、北曲分类,把同一宫调的曲牌分引子(北曲无引子之称,通叫只曲,或称“楔子”)、正曲、尾声三部分。昆曲传统剧每折(出)用一套曲牌(多少根据内容选定)演唱。除南、北曲各自成套外,还有南北合套——即这一折的主要角色唱北曲一套,其它配角穿插唱南曲(如《长生殿·絮阁》)。
套曲在节奏的安排上,基本是一样的。即散板——一板三眼——一板一眼——散板尾声。传统昆曲,不同曲牌在剧中联成一套使用时,总有一个特性音调(主腔)贯串始终,例如《邯郸记·三醉》一折,尽管它是由【红绣鞋】【石榴花】【斗鹌鹑】等十几个曲牌组成(不算引、尾,舞台演出只唱九个上板曲牌),但其中总有一个“3 2 2 1 2 1 —”的乐句贯串始终。
另一种情况是,每一折戏中的套曲,一套中必有一个或两个是主曲。整套的曲调,都要与主曲协调。例如:《红梨记·访素》中的【锦缠道】
和《牡丹亭·拾画》中的【锦缠道】的旋律就不同。
因为《访素》的主曲是【普天乐】,而《拾画》的主曲是【颜子乐】。所以两个【锦缠道】的主腔也各和它们的主曲相协。
此外还有根据剧情的转折发展,在一折戏中分两段由南北曲各一组合成的南北联套,以及在旋律上由几个不同曲牌摘句组成的集曲(集曲另立新曲牌名,一般只限于南曲。北曲过去仅是【九转货郎儿】属于集曲的范畴)。套曲还有个特点,即每个套曲在文词上都是用一韵押到底的,这就基本上达到了声韵的协调统一。
在昆曲中,转调的运用很广泛也很灵活。有的是根据剧情的变化发展而转调,如《双红记·青门》中薛嵩、红线、崔千牛、红绡、昆仑等在赶宴路上时,唱的是凡调(E调)【胜如花】四段,入宴以后,即改唱尺调(C调)【新水令】一套北曲。再如随人物身份的不同而转调的,像《牡丹亭·劝农》中衙役、仪仗众人唱的【排歌】【清南枝】是唢呐凡调曲;太守杜宝唱的【八声甘州】是曲笛尺调曲;牧童、农夫、采桑女、茶女等所唱的【孝金经】四段,则又是正工调曲。另外在一个曲牌中用转调移位的手法以丰富本身的旋律之处也很多,但大都是北曲曲牌。如:
实际上“生寒渭水都”五个字的旋律已转为属调(A调)的
“毛翎扎帚叉”五个字的旋律,实际已转入下二度C调,即:
而前两小节却又正是“天门扫落”四个字旋律的下二度移位。至于近关系的转调,如小工调转正工的运用,更属屡见不鲜。
昆曲是中国的传统优秀诗剧,它的文学性强,古典文学中的诗、词、曲、骈文、散文是它的基本组成部分;它的艺术手段丰富,歌唱、音乐、表演、美术、舞蹈、武术,都是不可分割的表现手段;数百年来,它继承,吸收、溶化了大量的文学艺术遗产,它的容纳性强,发展更有基础。但是继承和发展,关键在于把唱、念、表演各种艺术手段综合于演员之身,体现于舞台之上。戏曲音乐的基础是剧情结构、词句的文体风格、声乐与表演的综合统一。因此是单纯从“音乐”的角度出发去研究昆曲、处理昆曲,还是从戏曲内容唱、念、表演出发来研究昆曲,安排音乐,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作法。如何合乎历史发展地研究改革是一个专题,限于篇幅,就不在此探讨了。
(摘自1982年第10期《人民音乐》)
傅雪漪(1922年12月-2007年 ),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。原名傅鼎梅、雪簃,满族,北京市人。
傅雪漪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,1943年毕业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绘画系国画组,师从黄宾虹、萧谦中、秦仲文、邱石冥等,曾任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戏曲组成员,自1951年起,历在中央戏剧学院舞研组歌剧系、中国戏曲研究院艺术处,中国京剧院艺术室音乐组,从事音乐创作和研究工作。1957年调北方昆曲剧院任艺委会委员兼秘书,演员,艺术室音乐组长、教师。1973年调北京艺术师范学院音乐研究所中国古代音乐史组,后转戏曲研究所。兼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委员,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,中国戏曲学会理事,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音乐委员会委员,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学会顾问,国家重点科研项目30卷本《中国戏曲志》特约编审员,中国戏曲学院客座教授工作。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。
自1939年起学习昆曲艺术,工昆曲小生,师从侯瑞春、高步云、沈盘生、包丹庭诸人,曾主持北平昆曲学会。1957年以来,先后在中国音乐学院、中央音乐学院、中国戏曲学院、解放军艺术学院、天津音乐学院、中央戏剧学院外国留学生部兼任昆曲音乐教师、教授。
曾在昆曲《文成公主》、《师生之间》、《奇袭白虎团》等剧目中饰演主要角色。音乐设计或作曲有京剧《白蛇传》、《人面桃花》,昆曲《雷峰塔》、《中山狼》、《红霞》、《荆钗记》、《文成公主》、《晴雯》、《逼上梁山》、《吕后篡国》等;音乐谱曲有话剧《蔡文姬》、《胆剑篇》等。
《中国传统戏曲声乐艺术》(1985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,1987年再版);《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选择》1991年人民音乐出版仕出版);《中国古典诗词曲谱选择》(1996年戏剧出版社出版);《中国昆曲艺术》(第一、二章“昆剧起源及形成;江南的流变到北京”)燕山出版社;《昆曲音乐欣赏漫谈》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出版;《傅雪漪古典诗词配乐吟唱曲选》台湾书局出版;《中国戏曲音乐集成》(北京卷)编辑及撰稿,荣获全国文艺集成志书编纂一等奖。昆曲《牡丹亭》整理及作曲,获1982年北京市戏曲特别奖,1989年十年来优秀戏曲唱段一等奖;昆曲《西厢记》作曲,获1983年北京市音乐特别奖;《琵琶记》作曲,获1991―1993音乐奖;南戏《张协状元》作曲,1996年6月赴芬兰文化交流演出和介绍。音乐设计京剧《牡丹亭》、《西厢记》分获1982年、1983年北京市特别奖。《蔡文姬》获1978年上海戏曲汇演演出一等奖、建国30周年献礼演出一等奖。
主要论文有《谈有关戏曲唱词的技巧问题》、《昆曲的起源和发展》等,《新昆曲〈红霞〉的音乐创作》1万字,载于《音乐建设文集》;《昆曲舞台上声情形态的统一》2万字,为1987年第一届国际戏曲学术会议专题论文;《缠达非转踏》(1万字),载于《戏曲研究》第18期等多篇。